至此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40周年之际,向来自全国各地原一师一团四连的全体老首长、兵团战友,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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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回忆篇

怀念四连时代
秦子敬

  69年的春天哥哥和姐姐与全国各地知青一同进了兵团,姐姐在二团八连当班长,哥哥在二团机运连当司机。1971年秋天我初中毕业后,兵团火热的生活给我带来了激大的刺激,那时我向父亲提出也想进兵团当战士,可父亲却不同意,让我继续读高中,说我岁数太小。后来我问哥哥,兵团战士有没有15岁的,他说确实有,上海兵、浙江兵,最小的就有14-15岁的。这个信息对我太诱惑了。我每天都追着父亲要进兵团。无耐,父亲还是去一师师部找了原副师长杨树生(地方干部)商量我进兵团的事,还行,1972年8月12日一师师部一张介绍信送到了我家中,那是一张到一团司令部报到的介绍信,当时我激动的睡不着觉。几天后,哥哥开汽车将我送到了一团团部,很快团部就在这张介绍信上签字到四连报到,当天下午我就来到了四连。
  到四连后,哥哥认识一位叫大炉条的事务长,很快我就知道他叫顾长春,顾长春很热心,将我带到了连部,当时我见到了张树红和王镇,他们非常热心的接待了我,很快王镇叫来了孙副连长,哥哥介绍了我家和我的情况,张树红对着我哥哥说:你兄弟两差距很大,你那么高,弟弟那么矮,工作很苦,他肯定吃不消。大炉条热情很高,没关系,先想办法安排些轻活,让大家都关照一下。事后,连里将我安排在了武装班,我认识的第一任班长是王建设,副班长是厉绍礼。就这样,我走向了社会。开始了我人生第一站四连兵团生活。
  在武装班记忆最深的是砖窑那段经历,每天往砖窑里背土坯,有个老师傅是个河北人,他会烧青砖,是我们的老专家了,砖烧好后,还要挑水上到砖窑顶部将水浇灌在砖窑里,非常累,副班长厉绍礼带领我们全班烧砖,对我非常照顾,别人背20块,他只让我背12块。晚上烧砖时没有吃的,大家总是饿肚子,副班长厉绍礼就交给我一个任务,连里菜窖里有土豆,每天晚上去菜窖里拿土豆埋在砖窑顶部一会儿就熟了。还行,每天晚上有烤熟的土豆吃,解决了不少问题。
  1973年期间,我参加四连由一师师部组织的乌兰布和引水灌溉总渠大会战,也就是二海子填海修渠的工程,四连去了很多战士,那次参加大会战,条件非常艰苦,记的住在十二连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地下铺着麦草,我们的被子就铺在麦草上。大约2个多月的时间,这项让黄河水直接穿过海子,减少盐碱化的工程,为后来乌兰布和沙区防止耕地盐碱化,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
  记忆中,在二海子工程时一件事很有趣的事,干活中间休息的时侯,十几位战士到土坡后面小便,迎面开来一辆推土机,战友们一边小便一边对着推土机开完笑,当推土机开到我们身边时,突然停了下来,一位女推土机手钻出了驾驶室站在了链轨车链子上,一双白手套叉着腰,对着我们大喊,干吗?干吗?臭不要脸(天津兵)!!!这时人们才反映过来,那推土机是名女司机。大家哈哈哈笑着都往回跑。那个年代,我没有见过女人开推土机,只是知青来了,才第一次看到女人也能开推土机,可想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女兵团战士并不落后于男同志,什么工作都能干也抢着干。
  记的班里当时有个大胖子,是个天津兵叫常俊林,饭量很大,武装班的战士都很团结友爱,大家你省一口,我省一口,总要让这个最能吃的吃饱。
  还有大哥王立庆,穿的一双非常尖的皮鞋,性格直爽,正牌山东人气质,和我住一个房间,班里他最大,我最小,我两常在一起开玩笑。
  记得在四连武装班时唐毅、施俊民都当过我的班长,一个班的战友还有王柏全、郭永、毛志平、谢士新等。连里的战友付映辉、付映华、孙明、郝建华、李永宝、王建立、秦路平、赵保利、李文辉、干小棠、安群兴等和很多战友旧时的容貌还是记忆犹新。
  1973年,我调四连连部勤杂班当了通信员,每天都去七间房、二队送信。也认识了更多的战友。
  在连部当通信员的日子里,李志民、田耀峰、孙玉梅连领导,王镇、张树红、庄秋宝、沈鹤庭、陆志明、顾永明、朱德明、庄宪等都在记忆中。
  1974年,在四连两年的连队生活结束了,我调到了团部司令部通讯班工作,主要负责各连队的电话通讯工作,经常来往团部四连之间。那时也接触了很多其它连队和团部的战友。
  在团部工作时,有一天刘天长突然站在我的面前,脖子血红,向用刀滑了一下是的,吓我一跳,原来他骑马刮大风没看清道,骑在了电杆拉线上,马跑回了连队,他挂在了线杆拉线上,我赶紧陪他到团部医院包扎了一下。下午又找车把他送回了四连。
  1975年7月29日,结束一团生活,在团部过了最后一个八一建军节,调回磴口县兵团一师大修厂工作。在一团整整三年生活经历。四连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地方。那里有更多让我难忘的事,难忘的人和难忘的情。
  兵团解体后的30多年来,我一直想念着四连的战友们。曾经在北京见到过付映华、李世民、李文辉,在一个商店里竟然碰上了“大鼻子”。去济南见过宋富华、王建华、王立庆、李桂芝、谷海、陈建国等战友。可四连的大部分战友没有机会见面。多次去过上海、嘉定、浙江、宁波、绍兴、杭州但从来没有找到一位原四连战友。
  1992年10月1日,我组织了原一师兵团大修厂兵团战友联谊会,有150多位战友回到第二故乡参加了联谊会、2003年9月10日原一师一团各连队发起了向乌兰布和农场学校捐建一个拥有万卷图书的(战友图书馆)我积极的参与了这次有意义的活动,并受兵团战友的委托亲自主持了这次捐赠仪式。2009年8月组织了原一师医院四十周年纪念日磴口聚会活动。从2003年至2009年通过华西商贸网爱心求助热线呼吁,为一团学校特困学生获得兵团战友捐助5万多元,在各地区兵团战友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下,使12位特困学生得以顺利完成小学、中学课程,目前大部分已上大学,捐助学费还在正常进行中。
  我虽然组织过多次兵团战友联谊会,但却没有亲自组织过一次一团四连自己连队的战友联谊会,甚至40年来和我在一起、一个班的战友都没有联系到。这更加深了我对四连战友的思念之情。内蒙兵团30周年纪念日,我赶到一团团部,问遍了所有人,没有见到一位四连战友。2009年8月10日,还愿的日子到了,我终于等到了四连战友“兵团战士”雕像揭幕仪式的日子。早晨7点我就赶到了农场场部(原一团团部),还到早了,四连的战友还没有过来,8点左右,我看到来了很多知青走进农场大门,迫不及待的问一位知青“四连的战友来没有?”这位知青说“来了”,我接着问“大炉条这次来了吗?”这位知青说“来了”,话音刚落,迎面看到了大炉条,30多年没见面了,虽然大炉条头发花白外貌变老了些,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我大喊一声“大炉条”!,他听到了我的喊声后,楞住了。半天说不清我是谁。难怪,哪时我进兵团时才15岁,现在已54岁了。我的变化很大,他怎么会认出来哪。当我告诉他“小巴市”时,他激动了。当我们拥抱时,有位战友按下了像机快门。记录下了那激动的瞬间。有战友在叫我“小巴市”,回头一看是付映辉,她含着眼泪握着我的手说:“忘不了,我没有办法忘记这里,我的青春和一切都永远留在了这里”。 庄秋宝在哪里?有战友说他来了。人太多找不到,赵医生来没有?来了,来了在那边,我看到了赵医生站在大树下,那年我摔伤了手腕,是赵医生和一位姓栾的女上海兵给我做的手术,我去四连时赵医生已经调到了团部医院,时隔30多年,今天我终于再次见到他。转身我又看到了王建丽,我双手扶摸着她那花白的头发,心理一只在想着他30年前那活泼可爱的面容。当小老板、秋宝、和我三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我说我们三个通信员终于再次见面了。旁边摄像机,记者,围观的人很多。有一个团里认识我的人问我,您也是四连的吗?我说是啊,他说,“啊呀呀,你多骄傲”。可想,四连在这次“兵团战士”雕像揭幕仪式给当地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力。
  陪同战友们回到四连连部时,我看到一位非常熟悉的面容,我问她“您是赵海燕吗”?她楞了一下问我是谁,我告诉她是秦子敬,他激动了,你就是秦子敬,啊呀,王镇让我这次来内蒙一定要找到你,我真的找到了,30多年的战友真情让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我和王镇在连部一起工作时间较长,感情非常好。我陪伴了王镇与赵海燕两人的恋爱时光。当赵海燕来到了当年她与王镇恋爱时期的放映员宿舍和连部会议室时,心情难以想象,我为她拍下了一张难忘的照片。
  郭永带着她的夫人来到我的身边,当我看到郭永的夫人时,我的心又是高兴。又是酸痛,当年郭永在四连的女朋友在办理完病退手续就要离开内蒙时,在团部的拐弯路边发生车祸去逝了,几天后,郭永赶回内蒙来处理车祸后事。我去车站接了他。一下火车他就痛心的大哭起来,我和几位战友将他扶上了回团部的汽车。遗憾啊!这对郭永来说不仅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同时也将失去一位兵团时期艰苦患难,和他非常喜爱的一位真挚战友。在内蒙古将生命留在这里的战友何止她一个。
  虽然四十周年纪念日来了不少战友,但还有很多我心里一直想念的战友没有来,张树红、王镇、李世明、施俊民、王立庆、孙玉梅副连长、王柏全、顾永明、宋福华、沈惠丽、厉绍礼等战友,我很想念你们!
  兵团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才造就了一批特殊的人才与情感。当年十七八岁的青年,现已两鬓苍白,步入中老年。那么,那个年代究竟给我们知青这一代人带来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对那个年代还是如此的留恋?蹉跎是财富,苦难是黄金。这就是我们兵团战友留恋那段经历的真谛。
  一师大修厂一位北京知青1992年10月1日在磴口聚会时对我说:“当我那年离开磴口时,站在火车箱里,列车开动了,我望着磴口心里想,再见吧磴口!我永远不会再来这里了。30年后的一天,当我接到磴口兵团战友聚会的邀请信时,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的心一下就飞到了内蒙,狠不得马上就登上内蒙列车。我没办法忘掉在内蒙的日日夜夜,兵团时代占据了我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
  2008年有位浙江女战友给我的电话中说,“我们没有上过大学,从兵团回到浙江后,所有的经历都花费在了孩子身上,我要将丢掉的东西再找回来,那就是一定要要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为一名大学生,今天我的女儿终于考上了大学,完成了我最大的心愿,”讲到这里她突然激动了起来,含着泪对我说,“我还有个心愿要实现,那就是再回内蒙看一看,那里是我青春与热血浇灌的热土呀”。这时我也被她的热情感动了。兵团战士40年来,身在他乡,心在内蒙。今天的乌兰布和沙漠变绿州,到处一片欣欣向荣景色,它凝聚着多少兵团战士的青春与热血。
  四十周年聚会非常短暂就结束了,我甚至和战友们连一个交心的时间都没有,早晨我赶到了宾馆,难解难分的与战友们一一惜别,当汽车开动的瞬间,我拍下了最后一张汽车开出友谊宾馆的照片,挥动着双手,再见我亲爱的战友们---------!
  在四连时,由于我岁数小,受到了连首长和很多大姐姐、大哥哥们的帮助和关爱,在这里小巴市向各位敬礼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每一位四连的战友。欢迎你们长回内蒙看看。
  为纪念兵团四十周年纪念日,缅怀四连那个难忘的时代和我亲爱的战友们,在很多战友的帮助下,我创办了四连知青网站,这个网站很人性化,战友们可常进去看一看。也请各位战友提供更多的现在和原来的旧照片,增补内容,供全国各地四连战友们欣赏。让我们通过网络走的更近一些。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些。
  感谢王建立、孙明、唐毅、张敏华、裘岳江、张树红、庄丘宝、张连贵、王立庆、陆军、厉绍礼、史玉琴、邢香云、孟克龙、殷凤珍等战友在网站建设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再次向战友们问好!我非常想念你们。

回忆八连时代
蒋志鹤

  8连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引黄干渠上的大闸,它是通往二、五、六、七团的必经之路,是我们一团最西边的地方。我们8连是新建连队,新得光秃秃的,不像4连那样有许多树木。在我们8连连部的南面和北边都是大沙漠,刮起风来飞沙走石。不过8连也有它的便利之处,就是交通方便些。我们每次到团部和到磴口去都在大闸等车。我到8连的时候,那里的绿化已经好些了,但还是不能和4连比。因为树不多,所以大闸就是风景最美的地方,因为夏天的时候有水,水渠两边的护堤树木也绿了。
年轻人都是喜欢美的,而且对美好的景色有共识,8连的人喜欢到大闸边走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我是在1973年夏天和钱江一起从团部粮食加工厂下到8连的。刚来的时候认识的人不多,我们就常在晚上到大闸走走。大闸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唱歌,我吹笛子伴奏。这时候月亮升起来,星星也亮了,我们就看着星星和月亮想心事。
  我们到8连不久,就派上了很累人的活儿——脱坯。钱江原先是基建排的,他算知道脱坯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却不了解。好在这个活儿不难,有老战友沈应琪指点,我很快就明白了,就找到大闸东南方不远处一块平地当坯场干起来了。钱江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只能在大渠湾坑的边上平地脱坯。我们的任务都是一样的,每人每天500块。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别的战友脱坯的照片,引起了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当时我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在早晚拼命干活,这活儿只有靠自己。钱江可就惨了,他的体质不如我,坯场也比较小,这样就要往来走更多的路。他总是默默地干活,花的时间就要比别人多些,真是难为他了。可是我要完成任务也不轻松,所以帮不上他多少忙。那时我们刚下连,很留心不要有情绪,要争取上进。所以对段日子过得很辛苦。
  我们在这个夏天一共脱了一个多月的坯,用这些土坯建造小学校、盖牲口棚,还垒了库房的围墙。今年8月我回到8连,还看到我们当年垒起的围墙上留下了“农业学大寨”标语中的半个“寨”字,而这个标语正是我在当年写下的。
  我对初到8连的记忆更深一些。那些日子,我和钱江每天早晨起来练长跑,为的是增强体质,好承受劳动的要求。我们一直坚持到冬天,我们早上起来戴着棉帽和棉手套跑到大闸西面,来回有五六里路,跑回来的时候眉毛和帽沿上都是白花花的霜。
  我是回城比较晚的一个,曾有两次机会可以离开8连我也没有走,所以我和大闸在一起的日子更长一些。回到上海以后,我曾两次回到8连这个难忘的地方,每次都在大闸边摄影留念。以后我还会回去,因为它给我一生的影响实在太深了。
  今年8月我们回到8连,大家算了一下,在这个连队里,总共有20对青年结成了夫妻。为了这段情缘,我们也要回到8连看看,寻找青春的足迹。来到8连我激动万分,我的年华我的艰苦劳作都交付在这块土地上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得到不少,失去的更多。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圆一个梦。今天的我们都变了,我们都不再年轻,但愿我们明天的生活是美好的。 (2009年11月30日)

关于命价
裘岳江

  昨日读吴刚的文章《难忘四连》,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生命过程如同天象——变化是绝对的:人由于渺小,反而尚可小心把握方向——就像:“船小好掉头”一样。小心翼翼的维护生命的过程,活着多好。”是的,活着多好,吴刚是学医的,他以医家的淳淳善心叮咛每一个战友爱护自己。关爱生命是善良人民的共同心愿。
  人的生命确实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即所谓的生命无价。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命贵重,人都死了,金钱、财富、地位又算个什么?然而从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人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得到一流的治疗,艾滋病人照样可以延长其寿命,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价格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这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前些日子,杭州某青年飙车导致的人命案,案件本身已超出了交通事故的范畴,变成危害社会秩序罪,本应判死刑,因家长出得起一百多万元人民币的高额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而未判死刑,这就是命价的例证。
  由此想到兵团战士的死及命价。我平生唯一的一次直接参与死亡事件处理是1971年6月4日的李晓光之死。
李晓光1946年出生于东北,1963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初中毕业,同年8月参加包头市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吕乐兴等同志被分配到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哈腾套海综合林场工作。其父原是东北鞍钢的建筑工人,1954年建设包头钢厂时,其父随支援包钢建设队伍从鞍钢举家调到包钢。其父因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兵,1967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将他清除出工人阶级的队伍,老两口被遣返回东北沈阳郊区的老家务农,三个孩子都在内蒙古工作。所以,李晓光虽是包头来的知青,每年探亲时却回东北沈阳。兵团组建后,他和吕乐兴成了一团四连最年轻的兵团职工,为农工一级,32元工资外加2.5元地区补差。1971年春天因开发七间房的需要,他被调到四连三队工作,住在职工房最东面的1间,与职工程守仁(六指)、中国民航下放干部何竹锐等同住。那时候七间房的修路和盖房工作已告一段落,主要工作是开发农地、挖渠种树等。每天有三队长侯瑞堂同志派活,每个班派1名职工一起干活以作指导,那天一排三班被派往东面的地里去干活。李晓光与三班在一起,我与一排另外三个班的战友在七间房食堂西面的地里干活。往年的六月初并不很热,71年的六月初热得较早6月4日中午以后天气很热,下午5时左右,大家正要下班,只见三班战士刘文祥(天津人)急急忙忙满头大汗地向西跑来,一看到我就大喊:“排长!排长!快!快!李晓光被淹着了……”话没有说完就大哭起来。我知道不妙,便跟着他往东跑,在路上我要他不要哭,问他:“李晓光是否已淹死?”他说:“何医生在做人工呼吸,已经没有气了……”何医生是赵医生被调到团部卫生所后上级派往四连的第二个军医,他是文革前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6年制的学生,毕业后被应征到部队的,戴着深度近视镜,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我已忘记其名字,只知道他和清末重臣张之洞是同乡——河北宝坻人。本来七间房的最高领导是现役军人、副指导员李井山,可能是老副指去探亲了,连里派何医生到七间房,那一天何医生主动跟三班去地里干活。我看到李晓光躺在沙地上,嘴角和鼻孔在不停地流血水,何医生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我急急地问何医生:“还有救吗?”何医生痛苦地摇摇头,旁边的人见我来了都禁不住失声痛哭。我环顾四周,旁边站着云雪怀、刘庆兴、陈建立和刘文祥等三班战士,唯独不见孟克龙。孟克龙是三班副班长,这段时间三班没有班长(是什么原因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孟克龙以副班长挑大梁主持班务工作。经询问,原来孟克龙跑到牲口棚套车去了,准备拉李晓光去团部医院抢救。我赶紧叫人将孟克龙喊回来,一起商量后事。已经忘了派谁回连部向连长报告,因为当时七间房没有电灯,也不通电话。此时三队长侯瑞堂、时任二班长的中专生张连贵都来了,加上孟克龙,我们一起商量了当天的后事安排,是张连贵一边哭一边为李晓光擦身子换衣服。晚上,团首长吴副团长坐着吉普车来了,了解李晓光溺水的经过。我召集三班的战士开会,由孟克龙向首长汇报下午约4点半收工时,李晓光等几位同志因为天热出汗下海子洗澡的经过情况,记得有个别战士吓得不敢参加会议。
  当晚,我派三班的方京陆和张纪林两人在临时停尸房守灵。与其说守灵,不如说是守尸,怕尸身被动物破坏了。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即起身走向停尸房,只见在门口的长凳上坐着三个人,除了方京陆。张纪林外,副班长孟克龙也没有睡,他怕战友寂寞、害怕,主动来守夜,孟克龙是位非常负责的班干部。第二天上午,七间房静悄悄的,笼罩着悲痛和恐惧的气氛,我不知道连里有什么决定,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七间房的最高领导何医生,除了给李晓光的尸体消毒,用福尔马林防腐外,一言不发。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决定带着孟克龙去连部请示。抄小路步行十里地,刚走到连部办公室的门口,丁涛仁指导员正开门出来,看到我们就说:“你们怎么来了?马上赶回去,团部马上要来人察看溺水现场,你们要在现场的,我这就骑马过去。”于是乎,我与孟克龙连大气都没有喘一口,转身往七间房跑。穿树林,越沙包,连滚带爬地赶回了七间房。丁指导员已快马加鞭先到了七间房,随后团部的吉普车也到了。车上下来了三位现役军人,为首的是团司令部的胡副参谋长,第二位是团司令部的行政股李股长(原一团一连连长),第三位是团后勤处的王助理员。
  孟克龙和我在前面带路,他们在后面跟着,丁指导员向胡副参谋长汇报李晓光是尚未结婚的单身汉,已派通讯员到团部邮局向李晓光的父母发去了电报等等。出事的海子在七间房驻地向东偏北约2公里处,孟克龙向各位领导汇报和指认了下水洗澡的地点以及捞到遗体的地点等。
  在回来的路上,丁指导员向胡副参谋长询问如果死者家属来了给不给报销路费,抚恤金、丧葬费怎么算的问题。胡副参谋长要王助理员给予回答。王助理说有规定不能报销路费,按兵团战士死亡的规定,可发150元人民币,棺材钱就不扣了。丁指导员不解这个150元是这么算出来的?怕万一死亡家属追问起来,他无法回答。王助理哈哈一笑道:“李股长最能讲清,老李你讲吧。”原来李股长升任团司令部行政股长前是一团一连的连长,1969年8月29日北京来的第二批知青到兵团,才过一天,8月30日中午一连新来的北京男战友悄悄地去海子洗澡给淹死了,据说这是兵团组建后遇到的第一例兵团战士死亡事例,死亡战友的家长二天前刚从北京永定门车站送走自己的孩子,二天后却收到了孩子死亡的电报,其悲痛欲绝的心境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据说北京还来了一位管知青的街道干部,家长看到自己孩子的遗体就昏死过去了,那位街道干部却提出了家长旅费报销和抚恤金之类的问题,这令当时的李连长一头雾水,据说在军队里死了一个战士,部队负责掩埋战士,政治部门调查作结论,将遗物交给家属就算完事了,死亡抚恤金、优抚费等均由战士原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给予以发放。李连长请示团部,团部又请示师部,因为兵团初创时期很多条例、规定都不完善,据说师部指示,参照地方职工给三个月本人工资作为抚恤金。兵团战士当时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于是后勤处计算了一下,兵团战士每日伙食费4角5分,每月津贴为5元,加上被服费、医药费,折算后一个月大约为24元多一点点,按25元算,那么3个月的总计为75元,扣除团部木工排做一口棺材的成本费15元,家属尚可领取60元人民币。连里按此处理方案写好报告后请团党委批准,团党委书记是一团谭政委,据说谭政委在一团的首长中参加革命最早,军衔也最高,是两杠三星的上校,到来兵团前是河北省军区唐山独立团政委,在一团是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他很不以为然,召来团部司、政、后相关领导,据说他对大家说:“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养到十八九岁多不容易啊!人家相信我们解放军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不管孩子对兵团有没有贡献,孩子死了是我们没有管理好,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向家长检讨,顷刻间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就没有了,家长有多么伤心啊!如今给人家60元钱,连路费都不够,兵团战士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我看75元加一个倍吧,我在唐山时,我们的军车撞死了老乡的一头毛驴还赔了150元呢。棺材成本从团行政办公费用中支出,不要从抚恤金中扣。如果家长经过团部,住招待所、吃饭都免费,不要扣人家的钱,我看就这么定了,在上级关于兵团战士死亡补助条例正式下发前,照此执行。你们写个报告,我来批,有问题我负责。”过了不久,谭政委升任一师的副政委了。后来兵团是否有相关文件发放,我不得而知。死一个兵团战士,发150元钱却成了定例。李晓光是职工,本不能享受兵团战士的待遇,按照职工3个月工资计算,抚恤金实在太少了才100元左右,按兵团战士的死亡对待给150元。
  我听完此故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我们的命价就值150元钱啊!我们拼死拼活地干,相信我们正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可是如果我们累死了,病死了或者意外事故死了,就值150元,这还是谭政委的额外开恩,否则只值半头毛驴的钱,啊!我们的命价顶不上一头毛驴,何况毛驴的身后事比我们风光,驴皮可以加工成驴皮胶,驴肉是顶级的美味佳肴。我的心被凉透了,我们从遥远的四面八方,不远万里,来到这万古洪荒的不毛之地。我们从事修路,盖房,开荒,挖渠,种树……到底算不算创造了社会财富?有没有劳动价值?死了在沙漠中一埋,给家长150元就算完事,人生的轨迹就是这样吗?人生的价值就是如此吗?人是渺小的,芸芸众生犹如蚁类。我们的战友死了,就像被踩死一只蚂蚁…...悲乎! 悲乎!我不敢再想下去。
  然而命价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在哀叹兵团战士的命不值钱的同时,我又想到原四连战友谢志明与刘宗晏的死。谢志明1978年病退回浙江慈溪,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迟迟未分配工作,为生活所迫,经居委会出介绍信,每天到县城去批发一箱冰棍(南方人称之谓“棒冰”),骑着自行车到乡下沿村叫卖以糊口。1980年9月与一辆机动车擦碰,当时他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机动车走了,他也回家了,回家时已感不适,家人来不及送医院即已气绝身亡,谢家未得到一分钱的丧葬费,抚恤金,穷得连安葬费都成问题,听说在慈溪的兵团战友自发解囊凑钱,含泪草葬了谢志明。再有刘宗晏,他是北京战友,长期在一排一班任副班长,听说病退回北京后,不知道是因为感情纠葛,还是有什么误会,竟千里迢迢赶到上海嘉定,糊里糊涂客死异乡。他们的命价更无从谈起。当时我在船上工作并不知情,是多年以后战友相聚时告诉我的。我只有仰天长叹,但愿逝者安息!谨以此文泪祭已故的战友!
2009年9月30日于上海

在武装班的日子——厉绍礼
离开兵团已三十年。然而,在乌兰布和的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总会让人魂牵梦萦。难以忘怀! 40年前在老人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声令下百万青年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态,浩浩荡荡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激昂得人群,高呼着激动人心的口号“屯垦戌边,保卫边疆!”北疆内蒙古就多了十万知识青年大军,贫穷落后的边陲地带,本来闭塞的小城镇变的开化了,有生机了。孰不知,因为这些愣头青,娃娃兵得到来真的变成天翻地覆憾而慷! 69年的6月19日,来自浙江的知识青年,经过2天3夜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所在地——磴口县巴彦高勒市。 原地等待分配,我们慈溪籍的知青大部分被分到四连。我的兵团生活序幕就从此拉开! 我在普通排呆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吧!然后,是连里组建武装班的第一批成员,班长是王建设。除了建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几个人以外,还有 郭勇,唐毅,秦子敬,好象还有毛志平等记不清楚了,恳请原谅!那时,能够扛枪是我最大的愿望。自从到了兵团以后,脑子里时常想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背上枪。如今进了武装班总算如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那时,无论是出早操还是练正步,我都是刻苦认真一丝不苟。真的可以说是:有板有眼,象摸象样。尽管现在已年近花甲,但,走正步照样能行。说真的:我真的很感谢兵团的这些日子,它,给了我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一生都受用!由于武装班是一个独立班,直接属连部领导。纪律特别严格,不允许窜班。战友之间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蔚然成风,互相之间就象亲兄弟。班里有个天津籍战友————常俊林,个子大人又胖,他的饭量要比别人大,因此分饭的时候都会给他多一点,这在我们班是不成规矩的规矩。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来自巴彦高勒的小战士———秦子敬,不但年龄小而且个子也特别瘦小,听说其父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由来头。(后来证实的确是这样,此是后话暂且不提)可是进了武装班你就得吃苦耐劳,脏活累活一样要干。特别是一段时期武装班变成了脱坯,烧砖,的砖瓦班。可以说兵团生活之中最苦的营生:四大累活之一。脱坯,烧砖(烧窑)是技术活,还真不能小看。内蒙的土是粘土。制砖的话必须与沙子比例适当,不然的话脱出来的砖坯不是裂开,就是散架。另外,砖泥必须是头一晚上和好的泥。象包饺子似的——要醒面,而脱坯的最好时间是早上。那段时间我们班的人每天干活回来就象散了架的砖——————瘫在那里。一天要脱800多块砖,而每一块砖 干了以后的重量是2.5公斤。想一想要挖多大一堆土?此营生终生难忘!在这些重活面前和生活之中,我们的班长和全体战友最关心的是常胖子和秦瘦子———我们班的“小巴市”。一个是能吃也能干,另一个是根本干不了这种力气活。什么叫阶级弟兄?什么叫做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个真正有战斗力的集体,是任何困难也打不倒压不跨的。我省一口你省一筷,常俊林就能吃饱,大家伙多干一些我们的小巴市就可以承受这些困苦。因此,那时我们班的战友不管是去磴口县城,还是探亲回家小子敬都会很买力的帮忙。四连的战友很多人都得到过“小巴市”他哥的帮助,连部的上士,司务长应该更有体会。。。。。。。好了不说了,乱七八糟的写了一些,文才不好,哥儿们姐妹们凑合看吧!罗理罗嗦,已有老人的味道!我现在过的挺好!谢谢大家的时常惦记!我给大家鞠个躬!顺祝大家生活红红火火!身体健健康康!更要祝福秦子敬和他的哥哥。愿哥俩幸福安康!祝所有的战友——————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武装班副班长 厉绍礼
上海
9/29修改于上海

我与一团四连——裘岳江

  1. 初到四连

  1969年6月15日我们离开故乡——浙江省慈溪县城浒山镇。6月19日凌晨时分抵达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巴彦高勒火车站,下车后看到不少穿着军大衣的现役军人来接我们。我们新兵连的连长叫王汉文,指挥我们上了几辆大卡车,卡车驶过巴彦高勒城区,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些低矮的土坯房,未出过远门的南方人,从未见过此类建筑,颇为惊奇。随即卡车已驶离城区进入沙漠。在星光下,公路两侧,高高低低的沙丘依稀可见,看不到灯光,看不到人烟……,晚间气温很低,阵阵寒风使我直打哆嗦,真是“火车悲鸣漠北远,云山万里隔故乡”(敏华句),不知卡车驶向何方?我的心头顿时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凉。
  卡车拐弯后驶过一座桥,看到了高大的杨树林,估计目的地就要到了。似乎听到叮叮咚咚的锣鼓声,也看到几点如萤火的灯光。一师一团四连到了。热情的老兵在欢迎我们。所谓的老兵是早我们二个月首批到达的兵团战友。极大部分是北京知青,还有少数的河北省军区下属部队的军干子弟。他们提着几盏马灯热情的招呼我们下车。帮我们搬行李,引领我们到住地,然后招呼我们去连队食堂用餐。走进食堂看到一大盆飘着菜叶子的面糊糊和一大筐馒头,在食堂里我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使人头晕,有要恶心的感觉,这种气味姑且称之谓“膻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极大多数浙江老乡都感觉到了,奇怪的是老战友们都没有感觉,每次进食堂这种怪味都伴随着我们,一直到大约10天以后才慢慢适应。因为味道怪怪的,我们都不想吃,没有想到老战友们在食堂外面都拿着碗看着我们,见浙江的新战友们都不吃,他们一哄而上,有的盛面糊糊,有的拿馒头,司务长刘志勇也制止不住。
  四连第一任现役军人领导是:连长王银虎,内蒙古四子王旗人,行政19级;指导员王至善,河北人,行政19级;副连长赵星华,河北邯郸人,行政20级;副指导员李井山(原名李金山),天津蓟县人,1928年出生,行政20级;军医赵恩庆,天津市人,很年轻,行政23级。
  第二天上午,新兵列队,王连长点名,连长告知点到谁的名字要大声回答一个“到”字,在点到“裴岳红”时,无人应答,连点四五次都是如此。我暗自想,连长是不是将“裘岳江”念成“裴岳红”了,其结果正是如此。在连长点名后重新调整班排。排长闫润,副排长张山都是复员军人,班长叫钟明,钟明从唐山来的,原籍在江西瑞金,其父是走完长征全程的老红军,家住唐山干休所,老红军将三个儿子一起送到内蒙兵团。钟明是老大,钟平是老二,钟宁是老三。钟明与我同岁,可能他是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对于连队生活非常熟悉,以我当时的眼光看他,政治思想水平高,组织能力也很强。当时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任副班长,我处处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以后慢慢地发觉,他有点骄傲,好象与排长及其它班长的关系都有点紧张。以后的几年中,他似乎不很得志,后来听说三兄弟都回了唐山。不知他们是否躲过了76年唐山地震之大劫?不知他现在身在何方?安康否?
  6月20日晚饭后,连队举行欢迎新战友联欢会,老战友们排了些节目,内蒙古的天气很奇特,到晚上八时,天开始黑。我们在操场上围坐在地上,用不着点灯,煞是热闹,老战友表演完节目,啦啦队喊起“新战友,来一个”的口号,我们浙江来的战友事先毫无准备,大家都红着脸,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陈志三站了起来。用慈溪土话唱起民间小调,歌词大有意思,不妨记录如下:“钉子头上一点红,月亮弯弯拣老公(注:拣老公即挑选丈夫),拣个老公大脚疯,你看中用不中用?”我从心底里佩服阿三的勇敢。北方的战友们听不懂词的意思,听他唱完后,照例报以热烈的掌声,浙江的战友听了以后都差一点喷饭,在大唱特唱革命歌曲的年代里,陈志三竟敢如此大胆?但没有任何人去批评、责怪他,因为陈志三是浙江慈溪新战士中唯一一个没有上过学,也不识一个字的文盲,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干部眼里,文盲和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在新兵学习班上,指导员上课,在开讲前先读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陈志三找领导提出“我没有读过书,我不是知识青年,我不应该来兵团,是慈溪县知青办搞错了,你们应当送我回去”等等,搞得连领导啼笑皆非。
  到了69年的8月底,北京又来了一批知青,办过新兵学习班之后,重新编排,我被编到三排九班,我任九班长,韩德逸任副班长(后任十一班班长),钟明是十二班长,三排长是老兵赵忠礼,张山仍为副排长。9月上旬,团部决定要四连两个排去开发大闸,一个男排和一个女排,男排为三排,女排为七排。一个排四个班,每班十三人。

  1. 开发大闸

  一团所在地是河套地区的边缘,能用黄河水灌溉,因此有很多纵、横交叉的水渠,也有不少水闸,称为大闸的地方很多。开发处的大闸又称十四公里大闸。我原先不知十四公里的起始点在何处?72年7月我调入团司令部后,看到基建股的水利图方才明白,团部西边,南北向的水渠是干渠,取水闸口在三圣宫的黄河边上,团部通向八连这条公路的南侧,有东西向的水渠是支渠,直通二团,十四公里的起始点在干渠与支渠的交会处,位置在团部西边公路大桥之南侧,以此算来,团部离四连约十公里,离八连约十四公里。
  我们去的时间大约在9月上旬,因为我很清楚地记得,9月16日早晨在大闸出操时,我在小渠边看到了冰棱,为此我特地写信告知了我的哥哥。
  十四公里大闸完全是一片处女地。推土机在平整准备盖房的地基,从河北招来的民工在做土坯,四连的技术员郭连科手里拿着规划图,在指点民工们和机运连来的推土机手、拖拉机手。什么地方造房,什么地方挖渠,什么地方平整沙丘准备种树和开垦农田。民工们已经为我们搭建好了窝棚,三角形的窝棚,一个班一个;将沙子弄平了,吃住就在里面了。九班的任务是每日去砍柴。每天有一百多余人吃饭,没有煤,燃料靠人力去附近的沙漠中去砍,当时的沙漠上,特别是支渠两侧,因为有水份,加上当地治沙研究所,用飞机播撒适合在沙漠中能生长的植物种子,植被已经很不错了,有红柳,冬青、沙枣及沙蒿等。到处都能看到小红果(枸杞),我们为了生存,顾不得去破坏沙漠的植被。当地的民工、职工家属做饭、生火,均到沙漠中去砍柴。开始砍柴的地点比较近,附近的柴砍光了,走向远处,后来越走越远,砍完了再抬回来,到了10月底天气很冷了,第一批盖好的两幢毛胚土胚房已经好了,只是没有门窗,我们就先搬了进去,可以不直接睡在沙地上了。当时,能睡上土炕统铺已经是很大的享受了。天冷了,需要烧炕,柴禾的需求量更大了,不但食堂要用,男、女生两个排烧炕用的柴禾也要九班完成。任务是越来越重,当然除去砍柴,还有天天读及军事训练,记得有单兵教练和班教练,卧姿装子弹,跪姿装子弹等项目,枪是没有的,拿一根木棍比划着,半夜里还经常有紧急集合,回想起来也是很滑稽的.后来有煤了,九班战士不用再做樵夫了。
  改造沙漠是我们当年的口号之一。实际上,就砍柴这一点而言,我们兵团战士们的到来,严重破坏了原有沙漠的植被,使治沙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严重破坏了乌兰布和大沙漠的生态平衡,造成更严重的沙化。至今回想起来仍有负罪感,以致北京被沙尘暴袭击的次数越来越多。
当时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巴彦淖尔盟为第一师驻地,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人,使当地的粮食,蔬菜,食油,副食品,煤炭供应都跟不上,以致生活相当困难。到1970年元旦前后,连队完全断粮,有几天就是吃土豆。在这段时间,虽然苦我还是感到很充实,各方面的锻炼,特别是组织能力的锻炼,应该是有收获的。使我成熟了许多。最使人难受的是吃不饱,九班有一个战士叫沈新强(浙江籍),刚到大闸时就患痢疾,拉肚子拉得他走路都摇摇晃晃,痢疾好了,浑身没有力气,整天喊肚子饿,那里没有商店,有钱买不到食品.他才十七岁,远离家乡,见不到爹娘。我作为班长,很想帮助他,除了让他在工棚内休息外,我唯一能做的是吃中饭时,本来每人一个半馒头或窝窝头,我自己吃一个,让他吃两个,二天下来,我饿得实在受不了,本来吃一个半也不够,何况少吃半个,特别是下午抬着1-2百斤的柴回来的路上。(本来就没有路,要爬高高低低的沙丘)迈不开腿,眼冒金星,我知道这是饿的原故,但我还是坚持了五天,好在新强年青恢复得也快。今年与新强通电话,他还记着这件事。
  1970年的春节即将来临,十四公里大闸也已建起了四幢土坯单斜坡的营房,团部决定在此建立一团八连。在正式宣布前,四连党支部决定将七排长王建丽与我调回四连,并宣布我提任四连一排副排长。其它同去的人员全部划入新成立的八连。

  1. 重归四连

  我并不想回四连,尽管四连连部的条件比较好,营房是“人”字型两面坡的砖瓦房,四周的胡杨树已成林,不像大闸还未种树,光秃秃的。但与大闸的战友们朝夕相处已有感情,战友之间由于地域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时时会产生矛盾,经过数月磨合,基本和谐了。我到一排感到很生疏,很无助。一排长是刘文科,复员老兵,河北省赤城县人,共产党员,是一位非常忠厚朴实的同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处处关心我,不管在工作上、生活上,真像一位大哥哥,整党建党运动一结束,他要我写入党申请书,并亲自为我起草入党申请书草稿,尽管他读书不多,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句子也不通,但他是很认真地在油灯下写了好几个晚上才成篇,他叫我抄写并提交四连党支部,真使我非常感动,他还告诉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后每隔一段时间要向党支部写思想汇报,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可惜我很不争气,经常惹事,以致四连发展第一批新党员时没有我(好象赵树林、王秀云、吴桂英是第一批的),我是第二批入党的,同时入党的有王建设、职工王有义、女职工谢淑清,时间为72年3月5日,遗憾的是我入党时,刘文科已被借调到兵团工作,不在连队,未能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我的介绍人是老付指李井山和四连三队队长候瑞堂。尽管我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长,然而我至今仍视其为良师益友,到上海后因我长期在船上工作,满世界跑,与他失去联系,待我回到岸上安定下来后再找他,只听说他生了三个儿子,十几年前已调回河北保定郊区的岳丈家,约十年前已病故,无人知道刘大嫂与孩子们的具体地址,我深感遗憾。1973年五一节前,他来团部,告诉我他已经结婚,对方是保定来的兵团战士,他邀我五一时到他家看看,五一节我去了他在四连的家,在他家喝了酒,吃了饭,也见了刘大嫂,没有想到就此一别竟成永诀。呜呼,哀哉!挽之曰:“大地厚泽育良人,苍天不公握死生。”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认识了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王建设,认识了孙明,吴刚,何大铮,李海权,郝建华,孟克龙,李啓旺,宋力等北京战友,听说宋力,李海权已英年早逝,殊为心痛,可叹天不假年,人生无常。
  初回四连时,不记得住在哪个班,只记得与康晋平同睡一个炕,晋平非常老实,从不惹事生非,每天吃完晚饭后就躺在炕上唱歌,最令人叫绝的是他模仿管弦乐队奏国际歌,国歌,连打节奏的敲钵声,击鼓声都能哼得很逼真,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回到四连后就过了离开家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境比较好的战友都从家乡寄来了食品。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是靠哥哥供养的家庭妇女。我是不可能会收到包裹的。在一种比较陌生,心情较为孤独的情况下过了春节。
此时原来的连长,指导员调走了。新来的指导员是丁涛仁,湖南人,行政19级,从机运连调来的。新连长叫苑文超,河南上蔡人,行政21级。这位苑连长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我在兵团的四年中所接触过的现役军人中再不敢恭维的一个。有一次连里丢了几只羊,苑连长居然烙了许多饼带着通讯员小田,骑着马,带着过夜的卧具,到沙漠中找羊去了。这件事成了大家工前饭后的笑话,其结果是明摆的——肯定找不到。不该他做的事他会很起劲地去做,我总感到他有一点任性和偏急,这种个性可能与他的病有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付指带着他老父亲来连队一事。他处理得极不得当,很不近人情。
  我在兵团总共四年多一点,三年在四连,一年在团部。回想起来,我在四连连部呆的时间总共不到半年,其它时间都派在外面干突击性的活。70年春节以后一排被派驻四连一队,才一个多月,就背着行李到团部西边的大干渠去清淤,住在大渠边的工棚里,一个月后清淤工程胜利完成,男生的二排三排都回了连队,唯有我们一排被指令去开发七间房,连队都没有回去,就直接去七间房先修路,在小树林里临时搭了几个工棚住着,因为没有水源,在工棚旁挖一个小水坑蓄水,生活用水就靠这又臭又脏的小水坑了。路修好了,再把工棚挪到我们准备盖房的地方。七间房——即四连三队,最初的三幢房子每一块土坯砖都是我们一排战士做的,难怪孙明这次回去,特地在七间房拍了很多照片,我很理解,我们确实对这个地方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为这些房子,为了开发这一片土地,一排和五排的战士们是吃了很多苦,流了许多汗的。最困难是饮水问题,七间房只有一口破井,战友们和泥脱土坯都需要用水,上午大家都抢水,每天上午都要井底朝天,两个排人员的生活用水也靠这口井,我们根本顾不得水里的小虫子和泥沙,能喝上一口水解渴已不错了,一直到一年多以后,连队卫生员李万强的大声疾呼和赵医生多方奔走,团部才派人来打了一眼机井,算是彻底解决饮水问题。到了70年的冬天,总算住进了新盖的土坯房,71年的春天连部又指派一排到四连一队东南边去挖小渠,住进早先人们已经废弃的没有门窗的破窑洞里。到了71年秋天,师部决定在阴山脚下开挖西排干渠。团部命令每连抽一个排去,连部决定还是让一排去,在当时我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现在细想起来,70年71年2年间,一排确实比男二排,男三排折腾,为什么总是派一排去所谓的“南征北战”?是一排的战斗力特别强吗?不是。是一排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一排长刘文科与连领导的关系比较微妙,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不得而知,何况刘排长早已成了故人。反正一切都过去了,总而言之,我们跟着刘排长东奔西跑,后来刘排长调走了,我这个顶上去的排长也照旧如此,不过在年青的时候多吃一点苦,也多得到了一份历练。
  今年6月14日,我在慈溪见到了阔别36年的王建丽同志,闲谈中她提到我们两个共同去开发大闸,又共同去开发七间房。王建丽带领一个女排去开发七间房不假,在我们记忆中,是男排先去的,等我们修完了路,在四连三队的地方搭好了工棚,女排才去的。有一个事例为证,当时我们住在小树林中工棚里,天气很热,星期天休息,百般无聊,也没有地方可去,无书可读,无报纸可看,有一位北京战士,权称他小胖吧,他竟脱光了衣服在工棚门前上方的一根横木上做引体向上,我想如果有女排同在的话他是绝不敢如此放肆的。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另一件趣事。六九年的八、九月之交,二个男生班去一队干活,队长带着我们往东边的树林子去修剪树枝,在路过一个小水塘时,突然一位体态匀称面目俊秀的北京籍新战士突然走出队伍,站在路边迅速地脱衣服,脱光了上衣脱裤子,脱下了外裤脱内裤,我被惊呆了,怀疑他是否有什么毛病?只见他窜入水塘,原来水塘中有两只黄毛小鸭子,他抓住小鸭子高兴非凡,队伍乱了,大家都围上去,他沉浸在抓住小鸭子的喜悦之中,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赤身露体,顷刻,急急跑来一位中年的护林人,声称小鸭子是他买来养的,不是野鸭,愤然夺过了鸭子扬长而去。事后我才知道抓鸭子的是老五的弟弟,殊不知数年后,这位英俊的男孩竟然成了我们慈溪人的姑爷。在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的个性是有很大差别的,我敢断言,要是慈溪人决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公然暴露自己最隐密的部位,尽管四周都是男人。
  我是72年6月辞去四连一排长离开七间房,记得是沈鹤庭驾着毛驴车送我去连部的。7月调团司令部任文书,73年1月又调团政治处。自73年8月离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海运学院上学后再没有回去过,我想待我真正退休后一定要回去看看,并多待几日,到四·八连、七间房走走看看。
  一旦记忆的闸门打开,很多事情都想写,苦于写作水平不高,罗罗嗦嗦写不出好文章。
  近来喜欢读词,对明代学者杨慎的一首“临江仙”颇感兴趣,每读之,总有些许感悟,不妨抄录如下,作为结束语: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2009年9月7日于上海

趣冤一桩
  七十年代某日,身为七间房末代卫生员的我,正在聆听师傅万强大哥的教诲,忽接田耀峰副连长传唤令,急往进入办公室,但见田大人端座于老板桌后,满脸怒气,铁匠老杨、老谢夫妇站立两边,室内空气犹如凝固一般。只听田大人咳嗽两声,问道:“小朱,听闻尔等近来业余生活颇为丰富,可有物件遗失?”吾愕然,略作思索“回禀田副连长,近来忙于听万强老师指点医务专业,故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完成老师布置之作业,并无时间玩耍,只是我的一串钥匙忽然不见了。”“哼哼,可是此物?”只见田大人边说边从抽屉内取出钥匙一串,在我眼前晃悠。“正是”我答道。“不知田副连长在何处寻得?”只听田大人冷笑道:“在老杨家鸡窝门口,他家近日又丢鸡若干,你该如何解释此事?”我闻之不禁大惊,直觉眼冒金星,喃喃道:“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此时只听老谢愤愤而幽幽道:“小朱,我夫妇二人念你是黄牙小娃,远离亲爹亲娘,实为不易,故平素待你不薄,你怎可如此,恩将仇报,做出此等令我夫妇伤心之事?”此时我已略为镇静,觉得此事定有蹊跷,任百般解释恐也难逃偷鸡摸狗之恶名,但还是壮胆答道:“田副连长,两位前辈在上,我小朱自幼便是众人公认之好囡,来兵团后更是刻苦学习,努力修路、挖渠、脱土坯,把与我年令不相称的工作干得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并在黄龙村班副的培养下加入伟大的共青团,近又承蒙大人们的厚爱,背上了药箱,当上了七间房的卫生员,成了七间房十户职工的白衣天使,又兼教书先生,作为六个学生的灵魂工程师,吾正恐己年方幼小,辜负了大人们的期望,又怎敢做出如此不雅之事?我思忖必有顽皮战友兄长欺我厚道,而设计耍哭与我也,请田副连长明察!”田大人等闻我大呼冤枉,悄悄耳语一番,稍倾,田大人呻吟片刻道:“今日之事,恐你难逃干系,不过,据你平素作为,暂且不做结论,待本官慢慢查来,如你确有冤情,还你清白,否则,严惩不贷!”我闻后,三呼万岁,犹如丧家之犬退之,等候终审判决。此事告一段落,如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日后,老杨夫妇遇我则绕道避之,如同陌人,可怜我清白之身,十七年之英明,被这一小小串钥匙毁于一旦,冤啊,我真的比窦娥还要冤!呜呼!
  今年喜逢“八.八”庆典,老战友欢聚于七间房,何等激动,我与众战友登车北上,车厢内举杯畅饮,来到了北京,便先已陶醉了,欢乐之情,无法形容,忽又想起此桩“趣冤”,顿生念想,何不趁此大好机会,道与大伙一听,如哪位仁兄动了恻隐之心,与吾吐露一二,以解开吾三十五年之心结,更待此“趣冤”平反后申请获得连队颁发之精神赔偿令后,与仁兄二一添作五或欢聚上海内蒙,把酒小酌,共叙往事,乃此生一大美事也!兵团生活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实为吾等一生最宝贵财富,哈哈!
  本文内容并非虚构,不必认真,只作笑谈。
  祝一排二班战友大哥:郝建华、李启旺、高贵亮、刘庆新、王希功、陈建立、岑国银、黄龙春、孟克龙、张连贵
并祝李万强、田耀峰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愿已故战友天国安宁!
上海 朱德明
二00九年九月六日

四连(八连)战友你们好

  一师一团四连(八连)纪念册征稿启示已经发布,请战友们相互转告,上网查看,尽快协助查找各地区原四连、八连战友(包括已故战友)名单。同时提供姓名、联系电话手机号码,便于联系。

  请各位战友提供集体照片,和个人照片,旧照片,以便我们采集用来制做和增补网站(最好是数码机原照片),如果U盘储存的照片,最好发在网上或只接发到我的邮箱或QQ里。电子邮箱:qzj888@yahoo.com.cn  QQ1005930473 手机:13804783685

  另外我在这次四十周年聚会中,有我与战友们在团部合影的照片,是哪位战友照的我记不清楚,凡是照片中有我的清战友们给我提供一下。

  如果哪位战友有我的旧照片,太珍贵了,希望给我提供一下, 在这里表示感谢。

希望战友们对网站的建设,多提宝贵意见,

祝各位战友身体健康!

秦子敬

网页编辑制作:秦子敬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四连兵团战友联络热线:0478-4213382 传真:0478-4213382 手机:13804783685 15048829869 电邮:qzjnmdk@163.com QQ:1005930473@qq.com